日本社会中消失的劳动者：掉出职场的他们还有机会重启人生吗？

　　今年4月，一篇题为《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的文章在社交平台上刷屏。文章的主人公胡泳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位事业有成的教授，离退休没有几年了，原本可以像旁人眼里一样过得体面，或是在专业领域继续发散光芒，却为了照护患有重度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逐渐囿于一室，每一日的24小时都与需要被照护的母亲牢牢捆绑，乃至失去自我的时间。

　　得益于个人的学识修养和阅历，胡泳教授没有因为长期照护的身心俱疲而自怨自艾、麻木消沉，他将自己的照护经历作为“胡门第一课”在开学聚会的时候讲给了学生听，后来又因为凤凰网的采访而获得了更多人的关注。

　　胡泳说，世界上只有四种人：曾经是照护者的人，现在是照护者的人，即将成为照护者的人，还有需要照护者的人。照护是每个人都终将面对的议题。照护之残酷不可表达，但他还是试图表达，表达是对自己心理的舒缓。

　　中国60岁以上的失能老人数量有4000多万，这也意味着有4000多万的家庭要面临照护难题。这4000多万中，又有多少人能像胡泳教授一样与“照护之残酷”和解，并且善于表达、有机会表达呢？

　　放眼同在东亚的日本，四五十岁的中年群体出现了异变。其中很多人不工作、不求职，单纯依靠父母的养老金过活。

　　调查发现，在日本四五十岁年龄段中选择“家里蹲”的人数多达103万。这种“隐性贫困人口”的数量正在急剧增加。大多数情况下，等到这些人的父母去世，周围的人开始注意到他们时，事态已经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他们成日闭门不出，难以回到职场或重建自己的生活。

　　就业数据的统计对象包括主动求职但未成功的人，这些人被归入“失业者”一类。而那些长期不工作也不求职的人连失业者也算不上，他们被排除在就业统计对象之外，被称为“消失的劳动者”。

　　为了揭开“消失的劳动者”的面纱，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深入调查，走访了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企业、政府机构、研究人员等，兼顾多方视角，制作了日本放送协会特别节目《消失的劳动者：放弃工作……》。本应是劳动主力的四五十岁人群，却长期游离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据观察发现，他们之所以陷入穷途末路的困境，其实是因为每个人都曾遇见的平常琐事。其中，看护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了帮助“啃老族”“家里蹲”等人群重回社会，日本制定了《生活穷困者自立帮扶法》，各市建立了“工作生活自立帮扶中心”。在帮扶工作的一线问题”开始受到关注。由80多岁的父母和50多岁的单身中年子女组成的同居家庭背后，有着复杂的成因。

　　除了“8050问题”，“7040问题”也在显露苗头。虽然经常会被相提并论，但两者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

　　70多岁的父母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工薪族，有不少人享受着丰厚的养老金。另一方面，40多岁的子女一代经历过战后最严重的就业困难期，同时面对非正式雇佣劳动的快速发展，其中不少人无法经济独立，生活并不稳定。因此，40多岁的一代往往选择依赖父母的养老金生活，直到父母需要看护服务时，才幡然醒悟。这种情况比“8050问题”还要常见。

　　40多岁的单身中年，没有工作，一直打零工，依靠父母的养老金，照料父母20多年，直到老人步入耄耋之年。不难想象，一旦父母去世，就会出现无法挽回的悲惨局面。

　　57岁的川本先生曾经是一名公司的正式员工，后来父母相继病倒，他不得不辞掉工作与父母同住。父亲去世后，少了一份养老金令全家的收入骤降，仅靠母亲的养老金实在难以过活。川本先生向帮扶部门寻求到了护理服务方面的帮助，减轻了一点护理负担。尽管如此，他也清楚地知道，一旦母亲去世后自己必须参加工作以获得收入。然而长期远离工作的自己，是否还能胜任工作呢？仅靠自己的力量似乎很难重启新的生活了。帮扶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努力引导和帮助川本重返工作，首先还是得花时间让他做好参加工作的心理准备。

　　另一位48岁的藤井先生的经历则是难得鼓舞人心的成功案例：他和父亲吾郎得益于帮扶中心的早期介入，成功摆脱了依靠养老金维持护理生活的日子。因为父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同时自己因工作时得了腰伤，藤井最终决定辞职，专门在家照料父亲。帮扶中心的工作人员了解到他的情况，及时介入，利用“成年监护制度”，为他的父亲制定了律师作为第三方监护人，全权管理财产，这样也打消了养老院的顾虑，重新恢复申请手续接纳其入院。父亲吾郎逐渐习惯了在养老院的生活，过着安稳的日子，藤井自己也凭曾经的叉车驾驶证找到了一份工作。

　　之后二十年，在名为“家”的牢笼中，只有父子二人不停辛苦鏖战，那是一段孤独不堪的岁月。

　　陷入了“消失的劳动者”境遇的人们，失去了工作赋予的自尊，有很多人最终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怪圈。虽然父亲已经离世，佐佐木却无力再回职场，因为过长的就业空窗期和身体原因，他与工作之间已经砌筑起一堵高墙。完成看护使命之后，身体和心灵都已千疮百孔。他在镜头面前说着“我几乎从社会中消失了”，却又想透过节目传递“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看护20年，最后只剩无尽的孤独感。

　　53岁的原女士曾经是外资证券公司的派遣员工，也有过一段光鲜亮丽的职业女性生活。突如其来的雷曼危机带来了就业市场寒潮，原女士在45岁时遭遇了派遣裁员，从那之后一直处在不停换工作的状态中。在老家还有92岁的父亲，虽然暂时无需全日制的照护，但她还是需要每两个月请假一段时间回老家帮忙打理照顾，这样的情况令她更难找到工作。

　　为了看护父母不得不频繁辞职，之后为了获取收入又要很辛苦地找新工作——原女士被迫陷入了这样的窘境。

　　单身中年+非正式工+女性”大多数情况下所承担的风险比男性大得多，面临着最为严峻的情况。在一个面向非正式工的单身女性的讲座中，有一位参与者说了这样一句话：“人活百岁的话，那我才活了一半，却一直在打败局已定的‘垃圾比赛’。”建立公共支持制度，在中年人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时，尽可能避免“看护离职”现象的长期化，刻不容缓。

　　“长期看护，仿佛一条没有出口的隧道”——对于消失的劳动者而言，即便走出了这样的“隧道”，面临的也是眼前一片云翳、前路未知的迷茫。

　　照护老人的同时，工作怎么办呢？平时请假都不敢时间长了。没有工作，就没了收入。不知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在《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的原贴下有这么一条评论，也代表了诸多背负着养老压力的打工人的心声。

　　55岁的角谷晃男在年盛时期因为过劳和压力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而不得不辞职，失业以后，由于还是单身，角谷选择和父母一起生活。在他38岁和41岁时父母先后离世，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母亲离世三年后，角谷再也受不了在非正式工作中辗转的生活，同时由于年龄增长难以继续负担体力劳动，最终放弃寻找工作，陷入了“消失的劳动者”状态。自暴自弃，加上身体不好，他的住处逐渐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垃圾屋”。

　　如果国家能够为进行此类体制改革的地方政府提供财政帮扶，使地方政府得以履行本地服务的核心功能，那就可以将地方本就拥有的福利功能与服务功能结合，为这样家庭的父母与子女分别提供接受帮扶的机会。如此一来，就能够赶在“消失的劳动者”问题更加严重以前研究出相应的对策，或许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各地方政府为解决刚刚有所显露的“8050问题”，迅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只要社会能够正视这个问题，那么未来就有解决的希望。

　　这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牵涉一百万个家庭的故事。他们被称为“消失的劳动者”，从官方统计中消失，却在日本社会中真实存在。这种现象为何如此突出？它和日本的加速老龄化有何深层联系？这对日本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有什么负面影响？NHK特别节目录制组深入调查，带我们近距离观察这一被忽视的群体，直面百万中年失业带来的现实冲击：在老龄社会和少子化浪潮的双重夹击下，中年危机不再是个体的挣扎，而是社会活力衰竭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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