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高山下的花环》观后感

　　1984年上映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曾经是一代人的回忆。电影以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提出了反对特权这么一个严肃的话题。当战争来临之际，谁来打仗？这是这部影片留给我们的沉重拷问。

　　任何时候当兵打仗的绝大多数当然都是老百姓。问题是老百姓在和平时期（战争时期改善群众经济、政治地位更加重要。但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得到的东西（物质和精神方面）值得他们在战争中全力以赴地付出牺牲吗？

　　在《三十六年后再看“高山下的花环”》中主要从理论上讲了这个问题。现在不妨从现实角度再简单说说。

　　老百姓的实际地位主要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当然，实际的政治地位具有决定意义，但这里为了简便暂且将两者相提并论。

　　在影片中，以梁三喜为典型，表现了那个时代出身农村的军队干部在经济上的窘迫。实际上，当时当兵入党提干，是农村优秀青年主要和非常理想的出路。在人民这所大学校中聚集了当时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最优秀的（男）青年。他们在这里收到教育和锻炼又成为全社会各个领域的骨干。人民这种培养人才的作用在实际效果上远超今天的大学。因为是在实践中培养锻炼人才，而不是用的方法培养“三门干部”。

　　在当时的农村能够入伍提干绝对是令人羡慕的前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生活上应该比同村的人稍好，至少不会是最苦难的。因为有人民公社的体制以及当时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政策，我虽然不否认个别农村出身的军队干部可能会有梁三喜这样的经济上的困难，但不会是影片中雷军长说的：这次战争中很多农村出身的干部牺牲后都留下了账单。

　　电影之所以这样设计除了打动观众感情外，还是和当时的大氛围、大环境有关。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的工业化，农村和农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包括农民在内地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都不宽裕。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生活还是在不断改善的，这同样是事实，而且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符合农民在内所有中国人利益的根本出路。相对于当时的城镇职工，当时农民的生活一般来说是困难，但这是由历史和现实诸多客观因素决定的。在毛主席对梁漱冥的批评中已经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他们两人的争论后人经常提及，这里就不用再啰嗦了。

　　如果说《高山下的花环》中以梁三喜为代表的群众经济上的窘迫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当时某种需要的煽情，那么今天这个问题则更严峻的作为现实存在。不错，现在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比当时宽裕甚至富裕的多。但问题却为什么更严重呢？因为人们主要的不是从绝对标准而是从相对标准来衡量 自己的生活水平的。正如马克思说过的一样（大意）：当全部都是茅草屋的时候，人们并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当茅草屋旁边有一座奢华的宫殿时，住在茅草屋中的人就难以忍受了。当时虽然存在特权，而且因为革命的惯性，人们对这种特权难以忍受。现在不仅原来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更隐蔽更严重），而且贫富分化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稳定的就业是人们安全感的基础。人们对稳定的追求远远超过一时一地的收入数量——越是基层劳动群众，这一点表现的越强烈。当时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这种安全感是非常坚固的。在城镇，大家有“单位”。在农村有人民公社——虽然不同的公社、不同的大队，具体经营情况不同。但是，毕竟大家是组织起来的，不是市场汪洋大海中无依无靠的“原子”，更不是“一切人和一切人的无休止的战争”，团结、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因为有公有制和当时的经济体制就具有了坚实的基础。还有一点，那就是焦虑。在当时，人们对于未来是有明确的预期的，是不必焦虑的。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有的组织大多被打散，绝大多数人除了自己和家庭之外没有可靠地保障。同时，焦虑、浮躁成为社会上普遍的情绪——收入越多，这种焦虑反而越强烈。所有这些，都使得在战争来临之时，现在比当时更为严峻的面临着“谁来打仗”的问题。下岗工人及其子女、农民工及其子女、城市摊贩（包括小职员）及其子女以及辛苦找工作的大学生等，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就是主要的兵源。他们当然爱国，然而，是不是存在《茶馆》中那句让人伤心的话：“我爱国，谁爱我？”——不能否认，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存在的。

　　当时，因为有大量国营企业，国家不仅能够很好地安置专业干部，就是城市退伍兵，也能顺利安置——而且当时国营企业是令人羡慕的单位。现在呢？仅靠党政机关，能安置多少人？现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增加社区工作人员等方法可以安置一部分，但增加财政负担不说，数量也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双拥”特别是“拥军优属”落到实处？如何让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的投入战斗？（这里仅从《高山下的花环》这部电影设计的主题来讨论。如果从军事动员的角度来看，私营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占比过高，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是从经济方面简单说明了一下。从政治方面也可以结合《高山下的花环》简单说明一下。电影中，这方面的典型是靳开来。当时他因为爱发牢骚、说怪话而被打击，直到战前“才封了个送死的官”解决了副连长。死后，也因为平常爱发牢骚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军功章。政治方面，我们可以就仅就这一点稍微说一下。当时像靳开来这样的人还可以进入“体制”，现在呢？恐怕他们连进入“体制”的机会都没有。不是么？现在的干部培养，实际上是变相的“科举制”（在部队中因为保留了从优秀士兵中选拔干部的传统要好一些）。那些从学校里靠啃书本、揣摩老师和命题人心思、通过大量机械做题而选拔出来的人，是最适合作没有原则和主见，只是机械执行上级指示的“犬儒”了。这还是不错的，更有为讨好上级而不顾实际，欺上瞒下的情况。这一点在地方党政机关已经泛滥成灾，希望在部队里好一点。但部队不是“世外桃源”，不是在真空中，必然受到整个社会风起的影响，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在即使有个把像靳开来这样的人，即使进入“体制”，也不仅会受到上面的巨大压力，更会因为在同事中被孤立、打击而难以为继——要么改变，要么离开“体制”。相信观察者网会好一点——看看我这篇文章是什么下场吧。在战争威胁已经非常现实的摆在我们面前，而且越来越紧迫的时候，我们是认真考虑反思的时候了。如果连这样克制的小文都发不出来，或者虽然发出来但被“冷处理”，那就不仅令人痛心更是令人发指的事情了。